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学术语境中，芝加哥大学学者张真的《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以独特的“感知考古学”视角，为中国早期电影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在中国现代史的其他领域，一个关于外国影响和中国接受的古老模型显然是过于单一的，《银幕艳史》对电影工业中的制作者、革新者、接受者、模仿者等多重角色的互动进行了更复杂的解释。这部著作跳脱传统电影史对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单一凝视，转而将镜头对准银幕内外交织的感官经验网络，揭示电影如何成为20世纪上海市民重塑现代性认知的核心媒介。该书英文版曾获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第十三届学术著作竞赛年度最佳推荐奖，此次推出中译本修订典藏版，其中新增的彩色插画，为读者挖掘被忽视和遗忘的影片提供了全新的体验，也让读者能再一次阅读张真重写的这段海上文化史。
从“吸引力电影”到“白话现代主义”
在20世纪早期，上海市场以其国际化和世界主义的特征快速地吸收现代化的大众消费文化，电影作为现代文化工业最显著的代表在这个视域下加速膨胀，而张真却注目于这种膨胀下被忽略的白话文化的多面性，以此作为现代性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张真在开篇即对“早期电影”概念进行重构：它不仅是时间分野，更是一种批评范畴，指向电影技术对市民感知模式的颠覆性改造。她以汤姆•冈宁的“吸引力电影”理论为锚点，剖析皮影戏与好莱坞电影在上海的碰撞如何催生出本土化的“感知反应场”：观众通过银幕奇观重新体验时间、空间与身体的关系，甚至将死亡与欲望纳入现代性想象的维度。这一分析框架巧妙衔接其导师米莲姆•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但张真进一步将“白话性”具象化为上海市民的日常娱乐实践。她指出，电影院的黑暗空间与霓虹灯下的街头广告共同构成“感知实验室”，使市民在消费影像的同时，也成为现代性经验的主动生产者。
“草根现代性”与“感官教科书”
本书最富启发性之处，在于对上海电影工业“跨国性”的辩证解读。张真拒绝“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简化模型，转而聚焦本土制片人、影评人与观众的多声部对话。她的焦点包括但不限于好莱坞叙事技巧被拆解重组，融入《火烧红莲寺》等神怪片的视觉狂欢；左翼电影如何通过塑造“摩登女郎”形象，既投射都市欲望，又暗含对资本异化的批判。这种复杂互动在“女明星研究”中尤为凸显：王汉伦、阮玲玉等演员的银幕身体不仅是欲望客体，更成为市民讨论性别平等、职业自由的公共议题载体。张真通过明星公司档案与小报花边新闻的对照，揭示女演员如何在商业包装与自我表达之间构建“现代性身份”——这一过程恰是汉森理论中“感知反应场”的本土化注脚。
滑稽短片《劳工之爱情》（图源网络资料图片）
与既往研究不同，张真有意淡化五四知识分子对新文化运动的垄断叙事，转而强调电影文化的“草根现代性”。她以1920年代《劳工之爱情》等滑稽短片为例，论证市井白话如何通过银幕打破精英话语霸权：贩夫走卒的肢体喜剧、弄堂生活的琐碎细节，均成为市民理解现代性的“感官教科书”。在张真笔下，早期电影的价值不只在于政治启蒙，更在于为市民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的现代体验模式。
学术启示与未尽之思
《银幕艳史》一书的突破性在于其“显微镜”与“望远镜”的双重视野：既对电影《银幕艳史》（1931年上映）等个案进行显微式文本细读，又将其嵌入跨国资本、技术迁移与都市消费的宏观图谱。不过，若以更高标准审视，张真对女性经验的讨论仍显泛化。当“女明星”被抽象为现代性符码时，女工、家庭主妇等群体的观影体验则成为叙事盲区。张真有意识地将中国现代性的进程拉远到五四知识分子的介入之前，也将早期电影文化研究视角的中心从左翼电影运动上转移开，不一味关注于电影的民族性和政治性上，而试图具体展现电影文化与城市娱乐文化对市民感知经验的亲密互文。这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工作，找到精准的例证与史料来对应研究中关于“感知反应场”如何产生以及电影文化中性别现代性的论述，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此外，该书尚嫌不足之处在于，作者提出的“感知反应场”的理论张力尚未完全释放，若能将研究延伸至广播、画报等同期媒介，或可更完整呈现上海市民的感官现代性拼图。
作为一部深耕中国早期电影史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银幕艳史》的价值远超出电影研究本身。它提醒我们现代性不仅是思想史中的抽象概念，更是渗透于市井烟火中的感官革命。当今天的学者重访“东方巴黎”的银幕记忆时，张真提供的不仅是一把钥匙，更是一面棱镜——透过早期上海电影的万花筒，我们得以窥见现代中国最鲜活的文化肌理。
《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典藏本），张 真 著，沙 丹 赵晓兰 高 丹 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4年出版